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强调的是两个及两个以上主体之间的双向互动过程，而全球治理正是需要多方主体之间在对等的情况下，就普遍接受的准则达成协商一致意见，在多个主体间的良好互动下制定出应对全球问题所需的战略和程序。在这个过程中，多方主体的良好交往和互动为各国解决全球性问题，共同进行全球治理提供了可能性。

（2）全球治理以言语对话为纽带

在哈贝马斯看来，主体间是以语言为媒介开展交往活动的。语言是主体表述思想的工具，是双方认知的基础，是主体与主体间进行沟通、交流感情的载体。其代表的内涵能够帮助帮助交往主体相互认知、相互理解、达成共识。全球治理需要各国以言语对话为纽带，遵循有效的规范来进行。各个国家需要承认不同的交往主体，包容其个性和特性，主体间通过语言的交流，求得相互理解、共同合作的行为。各国只有通过交往才能获得意见一致，而交往正是“以言行事”。

（3）全球治理根植于“生活世界”背景之中

对哈贝马斯来说，交往行动是运作于生活世界境遇内的行为，缺乏生活世界，就无法说清楚交往行动，因此，对交往行动的考察是不能离开对生活世界的考察的。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在一定方式下，生活世界，即交往参与者所属的生活世界始终是现实的，但是只是这种生活世界构成了一种现实的活动的背景。”^[]可见，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是交往实践的生活世界，全球治理是根植于这一背景之中的。生活世界是主体间共同的生存经验、共同视野，它是一种总体化的力量，以主体间共有的社会世界为出发点的。在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各个行为主体（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可以置身于不同的言语情境之中，并在不同的言语情境之间建立起交往关系，但他们无法超越生活世界这个总体，因为他们总是处在一定的时空关系之中。

3.全球治理进程中的交往困境

 主体间性即主体和主体间的沟通和理解为主要内涵的交往行为和交往理性。它强调从“主体-客体”结构向“主体-主体”结构（主体间性结构）转换。如今在经济全球化这一不可逆转的的大趋势下，我们发现以英美等为首的单一霸主国家所主导的全球治理模式日益陷入困境，各个国家之间交往的主体间性日益减弱。以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资本中心治理模式使得全球治理过程中国家间的平等友好交往陷入困境。西方个人-共同体-民族国家的政治系统^[]决定了其在治理的过程中只对自己的民族和国家负责，而没有对世界负责，其最大的思考单位止步于民族国家，各个国家的交往主体间性日益减弱使得在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出现了诸多困境和难题。

一、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对全球治理的启示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以生活世界为背景、以语言为媒介、以交往行为为核心、以交往合理性为目标，突破了传统理性“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强调主体间在承认与理解的接触上达成共识，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很多重要的启示。

1.实现全球治理的话语转向：主导性话语向对话性话语转变

 哈贝马斯认为，我们不能将语言简单地视为一种工具，因为语言具有可传达性，它是主体间实现相互理解、达成共识的可能性条件，蕴含在语言之中的理性是积极的、动态的，语言是交往合理性的基础。交往合理性不是一种理论构造，而是现实的存在于人们的日常语言和交往实践之中。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各个国家也要将语言作为主体间交往的媒介，通过明晰的言语行为实现相互理解、达成共识、友好互动。从目前全球治理的现状来看，世界范围内的各个治理主体并未真正参与到全球治理的交往活动中。一方面，以英美发达国家为主导的西方国家并未跳出“一国主导”的传统单边主义治理模式的认识范畴。另一方面，也未真正赋予其他国家作为全球治理主体的平等性权利。可见，在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各个主体间的交往行为并不是平等的对话性交流，全球治理的话语权还是掌握在西方发达国家手中。

 实现全球治理由主导性话语向对话性话语的转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要以交往合理性代替工具理性。全球治理根植于生活世界这一大背景下开展交往行为，追求的是各国的共同参与、平等协商，共同破解发展难题。所以，要在交往合理性的指导下开展全球治理的大门，确保客观世界的统一性，确保作为参与者的主体间性。这就要求各个国家必须克服其纯粹主观的见解，在合理交往的情况下达成统一的共识。其次，要把对话性的思想作为全球治理的前提，尊重他国的主体性地位，充分理解和尊重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差异性，在包容多样性的基础上寻求共识，以此提高全球治理的实效性。最后，实现全球治理的话语转向，还要求西方发达国家改变传统的霸权观念，在全球治理过程中追究各国主体间的平等参与和共同治理，实现治理效益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