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人们在民族危机中对社会形态转型的探索上大致经历了马林诺夫斯基对文化划分的三个层次阶段，第一是器物，伴随着鸦片战争的失利，国内的有志之士已经开始意识到民族危机将悄然发生，洋务运动秉持“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指导理念，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与军事技术，以期反抗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甲午中日战争战败意味着第一层次阶段探索行动的失败，使民族危机大大加深，也使越来越多的社会知识分子逐渐意识到中国的问题不仅仅在于落后的工业化问题，还在于缺乏现代化的组织能力，即政治制度的落后。因此，走向了第二阶段即制度与组织。戊戌变法作为一次社会改良运动，希望通过借鉴西方的政治制度与思想来改良旧的封建体制，却触犯了清政府势力庞大的保守派的既得利益，最终也走向了失败。先进的国人终于意识到必须坚决推翻清朝的腐败统治，进行政治革命，实现社会形态的转型才能挽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辛亥革命如同法国大革命一样，试图推翻的不仅仅是统治者，还有维系旧统治的旧制度与旧秩序。第三是精神与伦理价值。与清朝灭亡及帝制的推翻相伴随的是封建统治依赖的精神基础与神性理论受到严厉批判。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秩序依赖着天人合一学说与礼教建立起的森严的等级观念及制度维系着，形成了一系列特权思想、专制主义思想与愚民政策，使人性受到了严厉的束缚。鲁迅曾形象的称这样的社会为人吃人的社会。随着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发展，经新思想洗礼过的大众已经意识到只有把扎根于社会深层的封建观念拔除，只有从社会根源真正推翻束缚人性的大山，才能实现人性的自由解放与发展。

历史已然证明，每次人类社会形态的更替，都会迎来一次人性解放的启蒙运动。中华民国恰恰处于这样一个时代。中华民国的建立，虽然没有使三民主义得到彻底有效的落实，但自由、民主、平等的新式政治与伦理观念已经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一旦新式观念得以发展，封建观念将必然走向通往地狱的道路。五四运动使这些先进的理念拥有了更加广泛的社会群众基础，尤其是扩大到了教育界，深入到了学生运动中。在这样一个基础上，高等教育因此也承担起了更为丰富的历史使命，成为推动时代前进的重要动力。正如清华大学教授潘光旦说：“国难的形成，自有它的内因外缘，若就其内因而论，我始终以为教育要负很大的责任。教育没有教一般人做人，更没有教一些有聪明智慧的人做士，没有教大家见利思义，安不忘危，没有教我们择善固执，矢志不渝，也没有教我们谅解别人的立场而收分工合作之效。”^[5]任鸿隽也说：“若是大学教育还有它的目的与意义的话，培养社会上健全人格与有用的分子，就是它的最高的目的与意义。我们现在的教育口号应该是：先人格而后技能。”^[6]专业人才对于社会发展不可谓不重要，但真正需要获取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则需要在教育中植入理想品格培养的教育。鉴于当时特殊的国情，大学的校长与教师皆提倡通过人文学科培养学生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把追求人生高尚之修养的人文精神与国家独立的伟大使命感渗透到大学各类教育教学之中，把自由社会的人性自由理念延伸并演化成大学的通识教育理念。而正是由于特殊的国情需要对自由与民主社会的追求，产生了对通识教育理念的需求。虽然严格说来, 在我国文化教育传统中, 是缺乏自由教育根基的^[7]。但是当时特殊的国情，产生了对自由教育的呼唤，促进了通识教育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