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鸦片战争以来，不少知识分子认为西方列强的侵入是中国封建文化的问题，主张学习西方思想与文化，将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全盘抛弃。民国时期延续了关于中西文化取何者的辩论，激烈之程度也远甚于过往，尤其是在袁世凯提出复古教育思潮后，反对传统文化之声音愈发强势。当时，鲁迅主张不读中国旧书，认为旧式的赋、诗、词、文言、八股乃至经、史、子、集等国粹均不可取，必须用白话的形式，以科学的原则，创造新型文艺^[8]。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华固有文化中的确存在一些先天性的缺陷，因此要经过现代化的处理，来造就新文明。近代新文明的形成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则甄别固有文化之国粹，去除固有文明之糟粕，即实现对传统文化的“扬弃”；二则是将筛选的国粹与西方文明之我所需融合发展。前者在于去除传统的糟粕——“封建”文化，后者倾向于弥补先天所缺陷的——民主权利与科学精神。

首先，是对“封建”文化的批判在。维新派是近代对“封建”文化最早进行批判的群体，梁启超的改良思想里也曾提出了反对“封建”文化的主张，他批判了在极权主义的封建帝制下，官场形成的“多磕头，少说话，遇事莫出主意”的“官场经”，深套至全社会形成了“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偷安景象^[9]。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在《宪法与孔教》一文中, 号召以理性和智能为信仰之的, 用科学根治一切“无理由之信仰”。当然，“封建”文化并非一无所取。在1905年废除了科举制度，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知识分子与君主制国家的关系，但国人重教育与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的传统依旧存在于知识分子的心灵，他们寻求西学、地方政治与财富等其他手段来获得社会地位与救亡图存。^[10]因此即便新教育对传统的四书五经教育提出了强烈的批判，但是依旧有不不少学者对传统文化思想保持着希冀。在1913年，教育部发布《大学规程》，规定大学分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去除清末偏旧习俗的读经科，将中国传统注重通、博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转到具西学分科特性的“七科之学”。如把《诗经》归入文学，《尚书》、《左传》归入史学。在通习性学习课程方面，在重视国文、外文的前提下，开始设置社会学、美学、伦理学、经济学等反映西方社会科学发展和文明精神的科目。^[11]在那样一个几乎处于全面落后西方的形势下，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形成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鼓舞着人们树立远大理想，奋勇救国。而正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提供了通识教育所要强调的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