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专制政治造成中国自古以来没有对于一般民众的教育，是造成近代国民素质之低劣与社会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为提高国民之素质，他积极推崇英国经验主义哲学与自由主义基础上的民主政治制度来作为顶层的上层建筑。因为，西方所强调的民主政治与科学精神给西方文明的快速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两面旗帜：“赛先生（science）”与“德先生（democracy）”。对科学的重视，加之传统文化留存的人文精神，使社会上形成了一种即重视人文精神，又强调科学精神的社会风气，这就为通识教育发展提供了其所需的科学精神。只有兼具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才真正符合通识教育的精神。

当然，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留学教育对民国时期通识教育的发展是作出了突出贡献的。尤其是1908年的庚子赔款落地。因为，民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梅贻琦、胡适、张伯苓等都是在这段时间留学美国。回国后，在借鉴美国大学的办学经验与效仿美国大学的制度及背后的自由精神的基础上对大学进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民国时期另一位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虽留学德国，借鉴柏林大学的先进办学理念指导北京大学的教育改革。但他们所提倡的人才培养模式皆偏向于通识教育。1912年1月9日,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成立，蔡元培就任首任教育总长。同年，他主持起草了《大学令》二十二条，其中第一条就是“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阂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12]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也十分重视通识教育，在其《大学一解》中曾谈到：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13]曾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也认为，“大学教育的目标，决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 医生之类”，而主要是培养“公忠坚毅、能担任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14]留学教育不仅造就了一批专业人才，使西方的现代科学知识在中国广泛传播，也造就了一批具有教育家精神的大学校长与教师。学者利用西方科学知识与逻辑分析方法解释和分析古代的观念，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融发展，成为了时代精神的特征，直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15]。大学校长则使大学成为一个允许产生多元化思想的综合性机构，他们所提倡的通识教育迎合了对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与精神的学习热情，也延续了对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的挖掘与传承，避免了陷入了只注重人文学科容易脱离实际，只重视科学教育容易带来信仰的缺失，过度的功利化的畸形发展陷阱。虽然他们在具体的通识教育观上有所差异，如梅贻琦与竺可桢的通识教育观念^[16]。但不得否认的是当时的留学教育所引入的通识教育理念可以说是恰逢其时，满足了社会对通识教育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