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在越战中未对美国进行援助且工党还对其做出批评,引起美国不满,国务卿腊斯克即嘲讽道:“我们仅需要一个团而已。”[6]154-155关于越南问题英国主张谈判,美国则以军事胜利为前提,双方产生异议。英国竭力呼吁美苏越三方谈判,加剧了美方怀疑,“特殊关系”大大削弱。
英国尝试积极融入西欧,这使英美关系得到恢复的同时又被相对削弱。战后北欧与英关系比与美国更为密切,[7[7]]但英国与丹麦等组成的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市场狭小、流动有限。60年代英国积极融入西欧推动了英美关系发展,首先美国欲借英欧合作加强资本主义世界的力量,其次它与英国现实需求吻合:与西欧联合以增强实力。但英国积极融入西欧,使英美“特殊关系”褪色并让位于欧美关系,艾森豪威尔时期已将英国当作众多盟友中的一员。[8]18此外英国不断削减海外义务,其世界影响力下滑,因而在英美关系内部,英国地位骤降。
总体上60年代的英美关系随着联盟基础的消失、思维方式的分歧及国际形势变化而松动,但它在“特殊关系”的号召及英国的现实需求下未完全解体。
二、面向欧洲、寻求出路
英国传统的欧洲政策是游离于欧陆外,但战后的衰败及殖民帝国的土崩瓦解使其面临政治经济的双重困境,遂积极调整心态,转向欧洲。朝鲜战争结束后西欧国家把经济发展作为长期战略,[9]经济发展逐渐成为国际主题。但战后大规模的非殖民化运动及英联邦国家要求自治的趋势使英国对外贸易严重收缩,且小自由贸易区的有限市场不能使英国扭转局面。而联合后的西欧经济政治影响急剧上升,美欧关系愈发紧密,这使处于经济困境的英国又担心在政治上被孤立,因为随着西欧实力增强,极有可能直接取代英国地位,使它意识到与西欧联合才有利于长远发展。同时,美国为增强对西欧的控制,希望英欧合作以加强对抗共产主义的实力。[10]432在此情况下英国调整政策,致力于融入西欧并推进欧洲一体化。但英国对美国的亲近感和对欧陆的距离感使戴高乐怀疑其诚意和作用,最终在70年代初英国才成功加入欧共体。[11]164
欧洲政策的调整可称得上是战后英国外交最具深远意义的转变。在战后世界实力重组,英国被迫加入二流国家行列的背景下,这一决策使其自身保持了稳定和发展。此外,在英国加入欧共体至今的半个世纪中,英国对欧政策的多变性得到进一步实践。早在19世纪,外相巴麦尊就为英国的机会主义外交路线制定了指导思想,即英国只有永远的利益,历届英国政府要做的就是捍卫国家利益。就脱欧问题而言此观点确实得到了坚决贯彻,也因此遭到欧陆国家的质疑。究其本质,英国从未放弃追求大国地位的意愿,其内心并不认同自己的欧洲属性,甘愿成为欧洲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