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苏联调整军事部署使欧洲局势紧张，英苏矛盾加深。而中国积极反对苏联霸权使英美认为与中国具有共同利益，是可以联合的潜在伙伴。1969年尼克松宣称“对话交流的渠道是畅通无阻的”，^[17]向中国释放积极信号，为英国转变对华态度起了带头作用，同时英国明白要维持在香港的利益就必须对华示好，为60年代末中英关系取得突破，70年代初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奠定基础。

纵观60年代，中英关系在波折中曲折发展，最终在共同利益驱使下跨越式发展，增加了新中国与西方大国往来的信心与决心，对中国外交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隐性意义。

四、小结

综上，20世纪60年代两极格局内部波动，一方面资本主义阵营中西欧崛起使英国重新思索自我定位并调整策略，而英美“特殊关系”受到冲击为两国开启新型关系开辟了道路。另一方面，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由于中苏的关系恶化，中英在反对苏联霸权基础上存在合作条件，使60年代中英关系在变动中最终趋向积极方面。在这一矛盾与变革交织的年代，英国担心实力下降使大国地位不保，这与其长期以来形成的岛国心理密切相关。由于远离大陆且历史上多次遭受入侵，英国人的不安全感随着战后的衰落而增强，遂选择依附美国并试探着融入欧陆以消除紧张，现实主义外交日益成熟。^[18]120

在面临挑战时，英国理性的务实主义外交策略可以突破传统与偏见，其做法固然有不可取之处，但以宏观历史视角来看的确使其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国家利益。通过对英国在这一特殊时期外交历史的反思，希望对我国处理新形势下的大国关系提供有益启示。尤其是，在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仍受某些以冷战思维处理事务的集团之敌视的情况下，务实主义显得愈发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