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社会现实的凌辱和压迫
《祝福》写于1924年，所反映的正是以祥林嫂为代表的农村妇女在半殖民半封建的旧中国的悲惨命运。当时过去不久的辛亥革命仅仅只是推翻了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摧毁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所以当时的中国人民仍然深受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社会依然处于半殖民半封建地的状态，人民也依旧不是国家的主人，女性依然没有任何社会地位，更不能决定自己人生、做出自己的选择。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和辛亥革命带来的思想解放未能深入人心，封建宗法的传统思想依然束缚着人民，特别是农村，而出身农村的劳动妇女所受的压迫最深，遭受的痛苦也最大。祥林嫂正是处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下，被封建礼教绑架，深受封建思想的束缚与钳制而成为封建道德及其压迫下的傀儡，成为悲剧命运的必然承受者。
(二) 启蒙者启蒙不力的蹂躏
大多数论者对于祥林嫂的死与“我”之间的关联，或视而不见，或语焉不详，忽略或未能重视“我”对于祥林嫂之死的自责与负疚之感。事实上，作品已如此告诉我们：当“我”面对祥林嫂突如其来的提问——“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我”就意识到“我这答话怕于她有些危险”，并因此而深感不安。而且，“我”对于“我”用“说不清”来推卸对于祥林嫂之死是否负有责任的心理活动作了深刻的自我剖析，将人性的卑劣暴露无遗地展示在读者面前：
“说不清”是一句极有用的话。不更事的勇敢的少年，往往敢于给人解决疑问，选定医生，万一结果不佳，大抵反成了怨府，然而一用这说不清来作结束，便事事逍遥自在了。我在这时，更感到这一句话的必要，即使和讨饭的女人说话，也是万不可省的。
特别是当短工肯定地告诉“我”祥林嫂“还不是穷死的?”时，“我”则进一步援引佛教的宿命论思想来消解自己内心的不安：
“然而我的惊惶却不过暂时的事，随着就觉得要来的事，已经过去，并不必仰仗我自己的‘说不清’和他之所谓‘穷死的’的宽慰，心地已经渐渐轻松；不过偶然之间，还似乎有些负疚。”
从这些对“我”的心理变化的描写可以看出，“我”对祥林嫂的毁灭是充满愧疚和不安的。由此不难发现“我”也是造成祥林嫂悲剧命运的一个重要原因。小说中的“我”是一个接受了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扮演着社会启蒙者的角色。而当祥林嫂问“我”灵魂有无的问题时，“我”表现出“悚然”的神情与“踌躇”的态度，支支吾吾、吞吞吐吐地回答着“也许有罢，--我想”，而后又说“那是，……实在，我说不清……。其实，究竟有没有魂灵，我也说不清。”“我”这样的表现其实和“我”作为一个接受了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的身份相悖的，更是与当时“我”作为社会上的启蒙者的身份相悖的，从“我”对祥林嫂给出问题的回复中可以看到“我”并没有发挥出原本该有的揭示事物真相、启迪民众心智的启蒙作用，因而也正是“我”对灵魂、地狱有无问题的回答摧毁了祥林嫂活下去的最后一点希望。
一. 鲁迅创作《祝福》的动机
鲁迅于1924年2月7日写下《祝福》这部短篇小说，最初发表于1924年3月25日出版的上海《东方杂志》。他在作品中多采用冷峻的叙事风格，不断转换叙事视角，呈现极致的悲剧，同时选取对比的手法反讽现实，用人性的温暖讽刺人性的丑陋。比如在《社戏》之中，用孩子的淳朴对比大人的冷漠；又如同在《孔乙己》之中，用小白兔的柔弱对比大黑猫的无辜。而在《祝福》中，他便用“祝福”这样一个美好而又温暖的字眼对比祥林嫂由“祝福”开始到“祝福”结束的悲剧命运，讽刺封建阶层的压迫与人性冷漠的现实，而从中也得以窥探到鲁迅创作《祝福》的动机。从表层动机来看，鲁迅是在批判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实则不然，鲁迅意在借“吃人”表达对人性冷漠的鞭笞的同时暗含着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对启蒙者启蒙不力的审视与对祥林嫂悲剧命运哀其不幸的喟叹，即创作《祝福》深层动机之所在。
(一) 寄托人性冷漠的心理感受
1924年创作《祝福》时，鲁迅刚和弟弟周作人失和不久，至此对于人性的冷漠，可以算是体验到了极致。在鲁迅的一生中，最为失望也最为痛心的就是和弟弟周作人失和这件事，他们二人从“兄弟怡怡”到成为参商，亲情关系转变之快令人心寒齿冷。鲁迅对待周作人，帮助最大、尽力最多、感情最深，但谁能想到后来的兄弟亲情却急转直下，形同路人。细数周氏兄弟的交往史，可以从童年夜话，到南京执手；从异国求学，到走上文坛。鲁迅对其弟周作人的帮助，可谓尽心竭力。早期翻译域外小说和日本文学，《新青年》时期的新诗和散文创作，周作人的成名，处处都包含着其兄鲁迅的心血。正因为如此，才使得他们兄弟成为新中国文坛上最为璀璨瞩目的双星。就是举家从绍兴迁居北京，从买房到装修事无巨细，也是鲁迅着力最著。在兄弟二人前期的交往史上，到处可以找到长兄如父、大爱无疆的事例。周作人对自己突然的反目，而且对自己“荃不察”的竟然是亲兄弟，鲁迅受到的打击可谓难以想象，由此产生的失望与绝望，简直痛苦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在经历了与其弟周作人失和的家庭变故之后，鲁迅对于人性几乎没有任何好感可言，因而在《祝福》的创作中将对人性冷漠的心理感受寄托于此。
(二) 表达哀其不幸的深沉喟叹
通过深入阅读与仔细体会鲁迅在《祝福》中对祥林嫂的几次描写，从一开始“顺着眼”到“眼角上带些泪痕，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再到“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以及小说中的“我”表现出的对祥林嫂“悚然”“支吾”的态度，不难发现鲁迅本人对于祥林嫂的思想感情并非像绝大多数论者所言的诸如同情、怜悯那样，其实他在小说中表达的应该是对祥林嫂悲剧命运“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无奈之情。实际上，鲁迅很少在其作品中表达对底层人民以及劳苦大众的同情与怜悯，正如他在小说《铸剑》中，那个同暴君拼命叫做“宴之敖者”的黑色人，在小说里，宴之敖为干将莫邪报了弑父之仇，并且说到：“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成了放鬼债的资本。我的心里全没有你们所谓的那些，我只不过要给你复仇。”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鲁迅在经历了与周作人夫妇反目成仇，被逐出八道湾之后以前曾寄托于宴之敖身上的反封建思想，此时已落实于对羽太信子这个日本女人的仇恨，黑暗的、深入骨髓的、咬牙切齿的，因而他在作品中几乎未曾直接表达过对任何群体、任何人物的同情与怜悯，在《祝福》中也只是用冷静叙事的方式暗含着对祥林嫂悲剧命运的无奈与惋惜。
(三) 反映现实社会的真实面貌
20世纪20年代，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时期。鲁迅以极大的热情欢呼辛亥革命的爆发，可是不久他看到辛亥革命以后，帝制政权虽被推翻，但取而代之的却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统治，封建社会的基础并没有彻底摧毁，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宗法观念、封建礼教仍然是压在人民头上的精神枷锁。在这种社会现实背景下，在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感驱使下，1924年2月7日鲁迅先生创作了这篇小说《祝福》。在此社会背景下的祥林嫂身处于封建礼教和封建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旧社会，她被践踏、被迫害、被摧残，以至被旧社会所吞噬，最终成为封建礼教的奴隶与祭品，因而鲁迅意在借《祝福》中祥林嫂的悲剧命运反映了辛亥革命以后的社会矛盾以及中国农村的真实面貌。
(四) 控诉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
鲁迅从封建营垒杀出来，深知封建礼教对国人的毒害，对封建礼教是“深恶而痛绝之”的，因此在他的作品中形象而生动地暴露了中国的“国民弱”，而国民之所以如此之弱就在于他们的愚昧，而愚昧的根源就是几千年来封建礼教对人民的毒害。鲁迅说，暴露“国民弱”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而怎样才能根除“国民弱”的弊端呢？那就是“掀翻这筵席，毁掉这厨房”，即彻底地推翻封建统治，扫荡封建礼教。因此鲁迅先生的作品对封建礼教的揭露是无情的，也是系统而深刻的。在《祝福》中，主要表现为以鲁四老爷为首的封建礼教的卫道者认为她嫁了两次，是一个“不干不净”的人，从而予以歧视，这给了她精神上以沉重的打击，而柳妈的言论又让祥林嫂陷入精神痛苦而不能自拔，旁人的冷嘲热讽更使她感了世态的炎凉，由此而变成了一个精神木然的人。作者为了渲染这种悲剧，突出封建礼教“吃人”的罪恶，尽力从祥林嫂的外表上给读者以直观的感受：五年前花白的头发，即今已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就连死，似乎也死得不是时侯，竟然死在了大年三十人们祝福之时。同时祥林嫂的抗争本身也带有强烈的封建色彩，如她死活不肯嫁二道，目的是要保住自己的贞节，这是封建贞节观的具体体现，而“捐门槛”更是对封建礼教的认同：别人认为她不干不净，她自己也认为自己真是不干不净的；别人说她死后将被锯成两半，她深信不疑，乃至临死还问“我”是否真有灵魂。这正是封建礼教对她长期毒害的结果。
(五) 剖析新式启蒙者启蒙不力
在《祝福》中，有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人物就是“我”与以“我”为代表的新式知识分子。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接受了西方文化教育的新式知识分子扮演着启蒙者的社会角色，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决不追名逐利、苟且偷安，更不抱残守缺、倒行逆施，而是以自己的思想和文字引领社会大众在黑暗中点亮希望、寻找道路、救世济民。然而对比文中的“我”以及“我”对祥林嫂这一底层人民的态度，根本没有做到启迪民众、摆脱愚昧：
"就是——"她走近两步，放低了声音，极秘密似的切切的说，"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我很悚然，一见她的眼钉着我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比在学校里遇到不及豫防的临时考，教师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时候，惶急得多了。对于魂灵的有无，我自己是向来毫不介意的；但在此刻，怎样回答她好呢？我在极短期的踌躇中，想，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或者不如说希望：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恼，一为她起见，不如说有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