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提出要“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这是“新型基础设施”一词首次出现在中央级会议中。此后，该概念多次被中央文件或会议所提及。《2020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重点支持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两新一重’建设”。其中之一就是要“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拓展5G应用，建设数据中心，增加充电桩、换电站等设施，推广新能源汽车，激发新消费需求、助力产业升级。”由此可见，我国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力度将会进一步加大。特别是，与新型基础设施有关的新技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工作中初露锋芒，线上办公、远程医疗、无接触式配送等新兴需求的扩大更是为新型基础设施投资的快速发展注入了强有力的催化剂。目前，受新冠肺炎疫情、中美贸易战等因素的叠加影响，我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不断增大，如何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而且，在后疫情时代，避免走“高碳锁定”的老路，实现经济的绿色复苏是我国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和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以信息化为支撑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能够发挥乘数效应直接导致经济总量成倍数的增加，还能够带动我国信息产业等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从而加速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摆脱对以往高污染、高能耗的经济发展路径与模式的依赖，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因此，探究新型基础设施投资与我国绿色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对加快我国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促进数字化转型和实现绿色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综述
（一）关于新型基础设施的研究
因为“新型基础设施”的概念刚提出不久，所以目前学界对新型基础设施的研究则刚刚开始。从现有文献来看，学者们一致认为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其内涵、模式、路径等方面却是见仁见智。马荣等（2019）认为我国正处在向新型基础设施转型的时期，具体的转型方向应遵循传统物理基础设施建设的信息化升级、服务型基础设施建设的科技化支撑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智能化制造这三条主线，具体的转型模式为信息网络模式、大数据模式、人工智能模式和5G产业模式[1]。盛磊和杨白冰（2020）总结了新型基础设施的内涵与特征，指出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投资领域并从新型基础设施的硬件部分和软件部分分别探讨了各部分的投融资模式[2]。李晓华（2020）也对“新基建”的内涵、特征以及类型进行了说明，并阐述了“新基建”助力智慧社会发展的作用机制[3]。郭凯明等（2020）通过构建包含新型基础设施的多部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4]。姜卫民等（2020）通过对比我国与OECD国家的投资乘数发现，虽然我国投资乘数低于大部分发达国家，但是我国的“新基建”投资乘数却与这些国家相差无几，从而表明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拉动作用[5]。
（二）关于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研究
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一直备受学界关注，在基础设施投资能否推动经济增长这一问题的回答上，大多数学者持肯定的态度。如Wieck和Vidal（2011）认为，对电信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行业本身的范围，其不仅带动了相关行业的发展，而且创造了新的行业，所以对电信基础设施的投资不仅可以在短期内推动经济的发展，而且还能够改善经济增长的长期预期和就业前景[6]。刘秉镰等（2010）研究发现，2001-2007年，对铁路和公路两类基础设施的投资使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了11.075%[7]。然而，有些学者却持相反的态度。Stéphane等（2008）运用跨国面板数据检验基础设施投资是否对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结果却发现，基础设施投资对各国人均GDP没有显著的影响。他们认为基础设施投资的主要作用可能是缓解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限制和瓶颈，而不是直接鼓励增长[8]。Atif等（2016）以我国基础设施投资为例进行研究，他们认为由于成本、时间和收益的不确定性的影响，过度的非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不仅不会带来回报，反而会导致债务累积、货币扩张、加剧金融市场的不稳定，从而有损经济的繁荣[9]。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应该通过区分短期和长期来分别看待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Yasir Tariq 等（2017）以巴基斯坦为样本进行研究，利用单位根、协整和Granger因果关系模型检验了经济增长与交通基础设施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发现：从短期来看，交通基础设施与实际GDP之间并无因果关系；但从长期来看，交通基础设施对实际GDP的增长有着积极而显著的影响[10]。Prince（2019）利用1980-2016年美国基础设施（铁路网）数据进行检验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11]。廖茂林等（2018）的研究显示，1994-2016年我国基础设施投资与实际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为“倒U型”，2012年后，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的拉动效应已经不再明显[12]。
除了研究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数量的影响，部分学者还关注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黄永明和陈宏（2018）运用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了经济类和社会类基础设施对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基础设施投资适度的情况下，两类基础设施对本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正；但当基础设施投资过度时就会带来负效应[13]。梁喜和李思遥（2018）则分析了交通基础设施的绿色经济增长效应并得出了肯定的结论[14]。潘雅茹和罗良文（2020）利用熵值法测算了我国30个省级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分析了传统型、新型、民生型共三类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线性和非线性关系[15]。
综合上述分析，一方面，目前学者们对新型基础设施的研究仍以理论分析为主，缺少实证分析方面的支持；另一方面，虽然学者们对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但仍缺少新型基础设施投资与绿色经济增长之间的研究，对两者之间影响机制的研究则更少。因此，本文将利用2008-2017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在采用超效率DEA模型测算各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实证分析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同时借助中介效应模型对新型基础设施投资与绿色经济发展之间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