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研究表明领悟社会支持较低和个体不良的心理健康相关联^[16]。此外，研究还发现，领悟社会支持高有助于增强个体的困难应对时的信心，从而采取更积极的应对方式^[17]。中学生感知到的社会支持主要来源于家庭和朋友，因此领悟社会支持尤其是来源于家庭和朋友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学生应对困难时的信心，而自我效能感是学生面对学习和适应生活的关键因素，个体的自我效能感这种信念会转换表现在他的行为层面，对环境会抱有更积极的期待^[18]。同时，也有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感与问题解决、退避、忍耐等应对方式存在正相关，而与求助等行为没有相关。以此来看，领悟社会支持影响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就不难理解。

自我效能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个体面对抑郁的态度和行为，换句话说，也就是影响着抑郁病耻感。然而在本研究中，我们发现自我效能感与抑郁病耻感之间存在正相关。作者认为在中学阶段学生掌握的有关抑郁的知识相对较少，较高的自我效能感说明学生对自己有更积极的认知，心理健康水平较高，对抑郁的关注和理解也就更加欠缺，这也说明目前社会对抑郁知识的宣传不到位，相较于普通大众，抑郁症患者群体反而更了解抑郁，这也与我们的日常心理教育工作观察相一致。此外，在本研究中这种对病耻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学生的个体病耻感层面，一定程度上说明我们的学生相较而言并不熟悉社会大众对于抑郁的看法和态度，更多的局限于自己的理解当中。

（三）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分析

家庭支持正向预测中学生的个体病耻感。家庭支持越高，相应的抑郁水平越低，较低的抑郁水平预测较高的病耻感，也就是说，抑郁水平较高的个体可能具备较多的抑郁有关知识，其相应的个体病耻感也就低。这与针对抑郁症患者病耻感的研究得出了不一致的结论。周金运等人的研究发现，青少年患者感知的社会支持越高，病耻感越低^[19]。这说明就抑郁病耻感而言，群体的社会支持并不会降低病耻感。此外家庭支持越高，中学生的自我效能感越高，但由于对于抑郁知识的缺乏，其相应的个体病耻感也越高。这与以往研究结论并不冲突，对于抑郁症患者而言，家庭支持可以降低其病耻感，但是对于普通大众而言，对于抑郁的理解和关注可以降低病耻感。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也发现，抑郁症患者群体了解更多且更为全面的抑郁有关知识。可见目前大众对于抑郁的关注程度不够，这也证实了目前我国对抑郁症的污名化现象仍然严重，公众对抑郁症的态度消极^[20]。这启示我们应该大力加强公众教育和抑郁的知识科普。雷夫利等人（2011）的一项研究发现，抑郁病耻感与对精神卫生知识的了解程度密切相关，这也启示我们要多途径加大对抑郁知识的宣传力度^[21]。

中学阶段同伴成了学生重要的社会支持来源，学生会综合父母、同伴及教师多角度的评价形成对自我的认知，有研究发现良好的同伴支持有利于提升学生的自我效能感与自尊^[22]。这与本研究结论相一致，朋友支持越高，个体的自我效能感越高，其相应的心理健康水平也越高，对于抑郁的关注就相对较少，相应的个体病耻感也越高。这说明对于普通大众而言良好的同伴关系可以降低抑郁风险，对于抑郁症患者群体而言，同伴支持作为中学生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可以有效降低抑郁病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