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印刷技术的升级进步，方便快捷的计算机打字和设计版面逐渐开始替代传统的纸质手写设计，但毕竟计算机的容量有限，一个计算机中翻来覆去就那几个字体，且计算机对文字简单的直线排列缺少传统美术字的动态变化感，使得汉字的美感在这一时代大打折扣，同时几乎也渐渐失去了富有创造力的文字美工师、设计师，汉字的美只剩下传统的毛笔书法。总而言之，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封面文字有着明显的形式变化，手写体和印刷体的区别显而易见，这一时期书籍封面设计中的字体大体皆优雅大气，万变不离其宗，在文字变化的字里行间也体现了时代设计审美风格的变迁，极具时代性。

（二）强烈绚丽的色彩极具多元性

色彩是封面设计中必不可少的艺术语言，更能简单的渲染出较强的视觉冲击效果来吸引读者。在着色方面，80年代的封面设计还继承着木刻艺术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也适应新的审美价值，书籍色彩一改以往的红、黑二色为主，开始尝试运用国外那些强烈鲜明的颜色。因技术与材质还不够成熟，起初书籍封面多为胶版纸，2-4色的凸版印刷工艺。直到第三届全国书籍装帧艺术展览，出现了一批书籍设计佳作，如《生与死》、《他山漫步》、《神曲》等，书籍设计的色彩变得更加丰富而现代。

80年代后期书籍封面设计的色彩运用随着印刷技术进步，借助数字化、网络化技术，具有视觉冲击力的色彩运用得以实现，逐渐开始使用多种色彩的相互结合，增强了视觉效果。着以高饱和度的色彩，注重点线面各视觉要素间的搭配，用色简约大气，在丰富封面色彩的同时也不失设计的美感，突破了文革期间“政治化”的倾向，呈现出多元化的表现形式。但因过度依赖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书籍封面渐渐为批量化、模式化的表现形式所代替，封面设计过于单一、固定，视觉的冲击力和吸引力无法得到完美展现，部分书籍封面缺乏创意与创新，缺少书籍应有的“中国味”与“书卷气”，不利于激起读者的阅读兴趣，也不利于书籍的传播与销售。

（三）生动简洁的图案极具内涵性

图案在书籍封面设计中常带给人以直观的印象，对文字具有补充说明的作用以更好地体现书籍内容，设计者紧扣书籍内涵，通过象征或比喻的方式将图案进行简化或变形，图案形式与书本内容相辅相成的，以引导读者更直接的接收到内容主题，从而激发阅读兴趣，直接作用于受众。

理想与浪漫照耀着整个80年代，文化的觉醒和美学的启蒙，西方的抽象主义也开始涌入中国，我国的审美向来讲究虚实、留白、想象、意境，对抽象的探索，受到设计师们的青睐，此时的图案设计在抽象的“现代感”中弥漫出一种浪漫的美感。比如选取传统的纹样元素作为图案装饰，经过抽离和变形，应用到了封面设计中去，复杂的图像简单化、抽象化，也不失韵味和内涵。

此外，当时也热衷于“构成主义”的抽象手法，将各种元素符号进行拼贴和组合，简洁生动的表现形式增强了封面的趣味性。这一时期的图案除了素描、版画、水彩、摄影图像等传统的表现形式，因西方艺术思潮的影响，已呈现出“构成”意味，逐渐几何化、抽象化，利用图形构成的视觉语言，赋予了封面更多的现代感与设计感，而在新颖的视觉形式与抽象的造型语言背后蕴含着对书籍的文本内涵的高度凝练或情感暗示。

三、20世纪80年代书籍封面设计的风格探析

“八十年代”意味着文化的一次重新开启，“九十年代”意味着文化的一次推陈出新。八十年代书籍封面设计的风格的关键词：浪漫、理想主义、文艺、启蒙、诗意；九十年代书籍封面设计的风格的关键词：现实、资本主义、科技、国际、多元。

（一）继承传统的美学回响

告别“红色海洋”的最初几年，艺术创作者们对于十年的梦屠留有余悸，在对未来的道路尚不完全明晰的情况下，保留一种传统意义上的美学取向。钱君匋、邱陵、曹辛之等老一辈的书籍设计艺术家，重回到书籍装帧工作后，设计思想和审美都不免有着对过去的追溯，仍秉持着二、三十年代“以少胜多、突出精华、留有余地”的书籍审美标尺，致力于延续民国书籍的形式美学，倡导审美的民族性，继续塑造东方情调、优雅庄重的书籍美感。另一方面，由于八十年代的美术界脱胎于“伤痕美术”，装帧美学作为艺术的分支，也延续了乡土写实主义的美学技巧技法，将装帧简单理解为书名＋一张封面画，经历“文革”以后，书籍设计师们似乎更懂得如何去揣摩政策层的心理，也更懂得如何在时代政治背景下去规避责任，以致直接从古代经典中提取的传统艺术元素和社会贤达题写书名的视觉设计成为当时书籍装帧设计的主流，形成了中国出版物的视觉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