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国门被迫打开，在沿海、沿江、开埠等地区尤其是少数大都会中，伴随着消费休闲观念的变化、新传播媒介的更新、娱乐行业的发达、工商业的繁荣，百年前建立在传统教条中的框架由主要建立在日常生活体验感之上的感性层面审美所逐渐替代，并逐渐显露出来。都市交际似乎在不断创造、修改和模糊自我与他人界限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断挑战着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界限，但这种界限的挑战也同时发生在各种主体之间，即主体更为强调“现有身份的改变”而非“现有身份的保持”，这一概念体现在了近代女性在交际空间中对自身地位的重塑之中。“女权的发展”一漫画描绘了一双女士高跟鞋踩在另一双男士皮靴上，女性的崛起意识已在潜移默化中使社会公开且拥有正当性讨论。

五四运动期间，各地的妇女期刊上频繁发布着一类文章，即讨论男女社交是否开放的问题，此类讨论一个很重要的原由是“打破男女社交界限，男女社交公开是当今世界一大趋势”。“性道德”归根溯源也是中国社会道德教化“男尊女卑”的产物，旧时代女性除了遵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家庭所安排的婚约，除了婚约以外男女在一起就被判为一定会存在不纯洁的关系产生，甚者女子随意与其他男子说话都被称为“不检点”的行为。在中国社交场合，男女之间的“性问题”一直都被视作极为隐晦、不愿公开谈论的问题。“男女之大防” 是中国进入宗法社会后，女性逐渐沦为男性的附庸的重要表现之一，在男女社交反对者看来，男女社交公开就是“开放节操”，男女社交自由就等于“肉欲挥发”。从19世纪开始受“东方女子教育协进社”派遣的女传教士埃尔德塞女士(Aldersay)所创办的女子私塾，正式开启了中国女子学校教育，到五四运动时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的进步青年组织“新民学会”，女性在社会交往的地位日益见涨，开始认识到了自身的价值和意义，积极在社会活动中发挥自己的作用。也正是中国近代女性们平等意识的觉醒，要求改变现实生活中的从属地位与主体意识开始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