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张岱曾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痴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这句话反映了这样一个共识：欲了解一个人，需要先了解他的喜好。因为凡是有癖好的人，必会有真性情，这样的人是值得信任的。反之，则如袁宏道所感慨的那样：“余观世上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之人，皆无癖之人也！”一个没有爱好的人，缺乏对这个世界的真诚与热爱，他们容易被名利羁绊而灵魂空虚，逐渐成为一个“面目可憎”之人。只有当一个人沉浸在对世间之“趣”的审美感受中时，才能摆脱物质的束缚、加深对世界的理解、拓展生命的体验。进而才能真正做到“仁者爱人”，这正是孟子强调君子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从古至今的君子都十分看重趣味的培养。如今，趣味也是我们理解君子的重要媒介。

一、 君子与趣味的渊源

君子与趣味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君”最初是指君王贵族阶层，孔子是推动“君子”概念实现转变的重要人物：他将“君子”从帝王贵族拓展至普通士族，使“君子”成为可以替代贵族辅佐君王实行仁政的最佳人选。而培养趣味是君子陶冶情操、修身养性的重要途径。孔子以“六艺”为主要教学内容，尤其重视其中的礼乐文化。“礼”是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的重要依据，涉及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合体优美的礼仪是君子自我实现的重要途径。因此孔子将君子养成与日常生活审美结合起来，十分注重趣味的培养。孔子要求君子应做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君子既要有朴素实在的内涵，又要有温文尔雅的文彩，只有文彩与质朴交融，才是君子应有的精神面貌。

“文”的本义是纹理、花纹，后引申为文采、修饰的意思。古人将文饰刻在陶器、青铜等器物上，不仅是为了美观，更是一种为了表达心中的敬意的礼仪。《礼记》中载“礼之以文也”、《荀子》亦有“礼之敬文也”，表达的均是这个意思。“文”是孔子非常欣赏的一种状态：关于国家，他希望能够回到西周时“郁郁乎文哉”的状态；关于个人，孔子认为君子需要做到文采斐然、风度翩翩，否则就会“质胜文则野”，变得粗鄙而失礼。既然君子有了内在的“质”，为何还需要外在的“文”？子贡曾这样回答：文与质同等重要，如果去掉虎豹具有纹彩的皮毛，那么它们就和犬羊的皮革就没有多大区别了。子贡继承了老师孔子的思想，认为君子应文质兼备，因为“文”是彰显“质”所必不可少的重要元素。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说明孔子将规范性与艺术性的和谐统一作为君子的基本要义。孔子看到艺术修养在君子人格养成中的重要作用，他提出“游于艺”的观点：“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孔子认为一个完美的人格修养应做到以道为方向，以德为立脚点，以仁为根本，以艺为涵养之境，这样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钱宾在《论语新解》这样阐释“游于艺”：“孔子时，礼、乐、射、御、书、数谓之六艺。人之习于艺，如鱼在水，忘其为水，斯有游泳自如之乐。”求“道”本是一个上下求索的艰辛过程，但是“艺”赋予了这个过程以无比的乐趣，有了趣味的加持，求道的过程如同鱼儿游在水中般自在愉悦。

 “趣”在《说文解字》中释为“趣，疾也”，表示催促、督促的意思。引申为趋向的意思，通“趋”。“味”是中国古典文论中常用的名词，表示言外之意、韵外之旨。“趣”和“味”一起，不仅表示兴趣爱好的意思，还表达一种情感趋向，包含情趣、兴味的义项。趣味让世界变得充满乐趣，让抽象的理念变得可亲可爱，让内心不需要外力强制而然自觉地实现对自我的约束。因为有了趣味的存在，人才能具有无穷的创造力。梁启超形象地将趣味比喻成燃料，是让人保持旺盛创造力的不竭源泉。如果趣味干竭，就像没有了燃料，任凭多大的机器，总要停摆。趣味从心理与情感的层面，让君子产生强大的内驱力，去践行“礼”的规范，贯彻“道”的旨义，实现“仁”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