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一书中指出：一切行为方式，无论它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凡是能从外部给予个人以约束的，或者换一句话说，普遍存在于该社会各处并具有其固有存在的，都叫社会事实。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社会认知，主要是指对他人表情的认知，对他人性格的认知，对人与人关系和对人的行为原因的认知。科学的社会认知所追求的是揭示社会历史现象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包括对社会价值属性和社会运动方向的把握，它是一种在对象性关系中的对象化活动。

目前，在新媒体环境下，电视媒体话语渠道的垄断被打破，更加多样化，认知与评价体系发生转变，由此出现媒介批评。笔者认为目前的媒介批评就是社会认知与评价理论体系在传媒方面应用的一部分，2017年浙江卫视的综艺节目《演员的诞生》，自开播以来就话题不断,最引人印象深刻的事件之一是“袁丽事件”。事情的起因是2017年12月9日第7期节目中，袁立在节目中被淘汰,但最终从播出的节目来看，袁立在表演后的说话态度等一系列行为，被很多网友形容“像个神经病”。而恰是这类评判惹怒了本来觉得受到委屈的袁立，将幕后的一些“真相”用微信对话截图的方式进行了充分曝光。该事件持续数天，某编导随即出面承认此事是她处理此事不妥，并宣布辞职谢罪；而《演员的诞生》节目组及相当多的网友也不是吃素的，他们反击袁立想红炒作等等。这彻底将袁立惹怒，袁丽开始在微博“复盘”整个录制情况，并放出证据，袁立的爆料像是来了一个大起底，让很多并不熟悉电视节目运作的观众和普通网友大吃一惊。

事件发生后引发了一系列的热议，包括普通的网民，也包括明星，比如金星。网络上看法不一，议论纷纷。因为很多明星都经历过被剪辑事件，将自己的形象随意拼接成了其他的形象来增加所谓的收视率。《演员的诞生》节目一直是近两个月以来收视率最高的综艺节目，但是从开始的艺人统筹给出的相关承诺来看，此节目并不像台面上演的那样客观更正，为了利益不择手段的增加收视率。浙江卫视在这个事件中使受众关注传播者的形象胜过于传播的内容，本是一个展示演员演技的舞台，将这种“不上台面”的内容播出，并且播出内容接近三分钟，时间之长，这种操作显然是不道德的，违背了真实性和公正性的原则。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媒介产业当中存在着个性的虚假。恰好用在这个事件上一点也为过。事后给观众造成的错觉：袁立神经病，一个老戏骨演戏精湛却败在了神经病上。浙江卫视从利益方面而言：增加收视率，传播者的形象成为观众关注的焦点，忘记节目的本质。媒介活动的批判主要针对媒介背后的权利:一为谁控制媒介，二为媒介奴役谁。那到底是谁决定了节目按照剧本走，节目靠黑幕播出呢？不禁让我们现代新闻人反思怎样去重构批判理论，怎么让他们公正真实。现今的媒介对受众的奴役体现为“贩卖受众思想”，包括网络电视，标题党泛滥，假新闻横飞，当姚贝娜在病房躺着的时候，各个媒体已经写好姚贝娜去世的新闻稿子等姚贝娜去世的第一时间抢新闻。现今的媒介道德去哪了？当今媒体中，为利益做出的违背真实性原则，违背道德的事件数不胜数，但这一系列的做法到目前为止仍然很猖狂，仿佛对大家造成了一种刻板印象：所谓的综艺节目就是靠剧本，靠人气，一切按照剧本走，选秀节目中评委老师选择谁，不选择谁早已内定，观众只是去看个热闹而已。

社会评价从总体上看是一种理性活动。社会评价作为一种观念活动被从实践活动中抽象出来，其历史的内在逻辑性便清晰可见了。任何一种社会评价实际上都是主体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以一定的标准对社会的评价。 但相对于袁立，我认为她是勇敢的，她敢于发声将此事件爆出来，揭露不良现象，引发有些部门的思考，并且引发相关监管部门的思考。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我真诚希望浙江卫视等有类似事件的媒介能够意识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性，快速回归到观众本身，在节目制作水平和艺术造诣等方面多下功夫，以自己的行动践行媒体人的责任和良心。同时也希望我们全社会来找假和批假，有关部门更是应该针对各种“造假”行为进行处罚，不能让造假逃离法律之外。针对新媒体环境下的媒介批评的特征，以及出现的一些问题，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要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优势，同时通过完善监督机制，提高网民素质，在尊重大众评论的条件下合理引导监督，更好地促进新媒体环境下媒介批评的发展。，使社会认知和社会评价体系更好的得到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