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治理面临的挑战

所谓全球治理就是在全球化带来的跨国、跨区域问题面前，在没有世界政府的情况下，各国通过协商合作就全球性问题达成的制度性规则和安排。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及制度是战后美国“霸权模式”下建立起来的。

据《瞭望》新闻周刊报道，美主导的世界治理体系及制度暴露出种种弊端，这些弊端导致全球治理体系失灵，国际规则体系不能有效管理全球事务，不能应对全球性挑战，致使全球问题不断产生和积累，出现世界秩序失调的状态。

    1、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博弈正在加剧。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实力相对下降，产生了严重的“战略焦虑症”和“不适应症”。美国新保守主义断定，新兴大国不可能和平崛起，与守成大国必有冲突。美国战略重心从欧洲和中东转移到亚洲特别是东亚，“亚太再平衡”、“离岸平衡”、在亚太加强对中国的军事威慑等，都是由此而起。^[1]美国主导的金融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造成了“1%与99%”的贫富悬殊。“黑天鹅事件”，美国大选、英国脱欧、西方国家政治极端化，都是“逆全球化”的表现。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反全球化特征明显，“美国第一”成为美国政策的基准，退出《巴黎协定》，反对自由贸易，保护主义盛行。

2、全球治理机制、规则难以适应当今世界发展的需要。美国通过操纵各种国际、地区组织为其利益服务，实现所谓“美利坚治下的和平”，但如今遭到多种价值体系、不同发展模式和不同性质规则的多极发展取向的挑战。全球化运动把世界各个地区、国家甚至地方，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相互依存代替了以往的零和博弈。新兴国家开始崛起，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推动全球治理由“西方治理”向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共同治理”方向转化。^[2]

3、全球治理中 “共治”与“分治”的矛盾不断加深。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也好，新兴发展中国家也好，都需要在全球治理领域内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化挑战。然而随着应对危机紧迫性的减弱，美国、西方逐渐摆脱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困扰，新兴大国与发达国家在全球治理领域的较量激烈， 使“共治”前景暗淡，碎片化式的“分治”明显。

4、全球治理没有摆脱实质上的“西方治理”局面。美国等发达国家仍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据主导，新兴国家仍难在短期内对美国主导权构成实质性挑战。全球治理未摆脱实质上的“西方治理”局面。例如：在欧洲，美欧贸易大战造成关系紧张；在亚洲，中美日因东海、南海问题争端而引发对立，虽然美欧日对中俄政策因地缘政治、经济利益有所差异，但在加紧组建对华“包围圈”，遏制中国崛起、俄罗斯复兴，推进北约、欧盟东扩的大目标上是一致的。中俄是新兴大国的代表，美欧日是发达国家的代表，中俄与美欧日关系的矛盾与冲突，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全球和区域治理领域的合作。所以，发达国家与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矛盾，给亟待加强和完善的全球共同、合作、多元化的治理增加了难度。

二、中国道路在全球治理中的国际影响力

1、中国道路对发达国家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世界经济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长期处于低迷徘徊状态，原有模式动能逐渐耗尽，难以产生推动世界经济未来发展的新动力。主要原因是，很多国家特别是主要发达国家没有解决好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的矛盾，导致全球化出现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民粹主义思潮和政治极端化呈泛滥趋势。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力量上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7年数据显示，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西方发达国家GDP占全球总量之比从1980年的64%下降到42%。全球治理开始从“西方治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转变。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群体性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名副其实地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结果加速国际力量格局演进。^[3]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经深刻认识到：西方现代化道路实质上是西方国家压榨发展中国家、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廉价资源”支撑西方国家发展不平等道路，如果继续走西方现代化道路，发展中国家人民将持续困苦，世界经济发展将不可持续。因而，必须开辟新路径、探索新模式，走有利于世界经济持久繁荣、能让各国普遍受益的现代化新路。

全球治理开始从“西方治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转变。中国道路的成功意味着西方“中国崩溃论”的崩溃和“历史终结论”的终结，说明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中国的发展道路证明了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并非只有西方发达国家所采取的一种模式，虽然中国同西方发达国家在制度和意识形态上有所不同，但中国道路对发达国家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国际影响力。